260网友试吃转基因大米妇女孕期吃转基因豆油

发布时间：2021-01-05 10:40:04 阅读：次来源：燕窝厂家

[提要]网友自发组织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19日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260多名“爱科学支持转基因”的网友相聚于此，品尝转基因大米做的米粑、米糕、月饼，还有华农研究种植的“黄金大米”熬成的米粥。　　自今年5月以来，类似的转基因大米试吃活动已在我国28个城市开展，都是华中农业大学为活动提供所需的转基因大米。而这一次，还加入了刚刚收割不久的、由其自身研究种植的“黄金大米”。　　试吃晚宴　　网友自发试吃　　力挺转基因大米　　这些网友来自全国20个省市各地，他们通过QQ群报名参加。据了解，这些网友都是支持转基因、支持黄金大米的。　　一位在银行系统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武汉网友小朱说，现在不吃转基因食品基本是不可能的。他妻子正在怀孕，预计明年1月临产，怀孕期间从头到尾都在买转基因大豆油。　　实际上，今年5月以来，类似的转基因大米品尝活动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举行，达36次之多，有上千人自费参加;而在2011年、2012年只有一两次。　　“转基因大米品尝是最好的科普。”华中农大生命科学学院严建兵教授说，举办这个活动目的，是为了宣传转基因水稻。转基因大米品尝会作为参与性科普，将成为大众科普的经典案例，转基因科普需要考虑怎么样让百姓喜闻乐见，认识到它的好处。　　严建兵说，他希望通过这些试吃活动消除大众对转基因的疑虑，努力提高普通公众接受程度，不断进行舆论环境的改善，影响一个人算一个人。“任何时候质的突破都需要量的积累。” 　　试吃活动能否打消公众的转基因疑虑？对此，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　　“我们所不知道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武汉一位市民对记者说，科学家认识也是有限的，今天说转基因大米是绝对安全的，也许明天就发现了转基因大米有害的证据。还有网友认为，廉价的红薯、胡萝卜等维生素A含量很丰富，何须去吃昂贵的转基因“黄金大米”呢。　　观点对峙　　院士张启发：　　不知为什么　　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　　活动的主角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在活动中作了题为《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　　张启发在演讲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 　　他说，他将在两个月后卸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　　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会陷入困境？　　张启发说，我以为中国人非常理性，有科学精神，但在2000年前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多人冒出来反对转基因。　　环保组织：　　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绿色和平”农业与食品部负责人俞江丽说，“绿色和平”一直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一旦其商业化而大面积种植，通过基因漂移作用，将对我国野生水稻品种带来灭顶之灾，而食用转基因大米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将13亿人置于未来潜在的风险之下是难以接受的。　　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调查，并在2005年4月发布了调查报告，指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非常广泛。　　2005年8月，湖北省农业厅发表申明，称华中农业大学大新技术研发公司等企业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种植面积”，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并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了铲除。　　这被视作“绿色和平”与华中农业大学的一次直接交锋。　　俞江丽说，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10年来，他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对话主角　　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　　到明年5月便要过期　　记者：我国转基因水稻技术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张启发：转基因水稻国产化科研水平正处于最好水平，仅从技术上说，和美国有得一比。但商业化运作就差远了。现在必须建立强大的种业公司，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记者：你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张启发：最大的阻力是政府决策。2009年，我们两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获得农业部的安全证书时，离商业化种植还差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但因为外界一些反对声音，农业部并没有为其建立一套程序—一套如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这非常遗憾。　　记者：华恢1号与Bt汕优63这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到明年5月便要过期，现在能做些什么？　　张启发：证书过期就过期了，还能做什么？从1998年开始，我们用了11年时间去申请那两张证书，然后寻求将其推进，但到现在，我感觉是更远了。　　记者：有环保组织认为，国内许多转基因水稻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些种业公司的股东，他们推进转基因并不单纯出于科学精神，而是有着利益驱动。　　张启发：你说到利益，我希望老百姓种植转基因水稻，用更少农药，获得更高产量，使用更少劳动力，这是我最为重视的利益。对于种业公司，我希望它更挣钱，因为它挣钱才有更多资金投入科研。当然，我是做研发的，如果能从中获得合法的收益，这是好的，但不是我有多需要钱。　　据新华社、《南方都市报》　　搜狐健康补充阅读：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是一个全球性的争议话题。争议核心是一个至少在短期内没有明确答案的哲学问题：支持者认为迄今为止并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产品对人体健康或环保有明显危害，而反对者称人为改变自然基因的潜在影响在这几十年的实验中是显现不出来的；反映到政策上，前者要求政府对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视同仁，后者则要求对其施加持续而严密的风险测试与监控。　　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以事实澄清谣言，避免大众无理由的过度恐惧是必须的，但与此同时，以科学的名义要求所有消费者无视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的区别也不太合适。转基因食品毕竟是一种大众不熟悉的新事物，消费者也拥有哪怕是基于不那么"科学"的担忧而衍生的知情权，何况一些消费者的考虑并非只是健康，还有伦理或宗教方面的需求。所以，相关法规要求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销售者充分披露信息，做出明显标识也是合理的。　　国际上，美国的自愿标识和欧盟的强制标识是两种代表性做法，其所反映的是对转基因食品所持的宽松与谨慎的不同态度。不过，美国近年来的民意调查也普遍显示，多数消费者赞同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标记，在联邦和州的层面上都有立法建议，只是目前仍未成功上升为法律。欧盟之所以保持戒备心态要求强制标识，与其所遭受的"疯牛病"等历史教训有一定关系。　　从立法上看，中国也可以说是建立强制标识制度。2001年国务院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2002年卫生部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都明确了标识的必要性，但因法规层级与执法能力有限，这些规定在现实中并未严格执行，一些厂家并不标注，做了标识的也存在隐蔽、不清晰的问题，而且没有确定商家违反标识规定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所以消费者知情权并未得到充分保障。未来，可考虑对转基因食品制定专门法律并规范其标识行为，更透明的信息也更有利于驱散大众的非理性恐惧。　　当然标识制度也有其自身缺点，一是可能产生"名誉损害"效应让不了解立法背景者以为转基因食品有被证明的副作用，另外标识及其背后的检测和审核也有可能加大执法者与企业成本，推升食品的平均价格，从而对那些对转基因不敏感的消费者不利—后者是美国反对强制标识者的主要理由。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靠相关部门出于公益目的更多澄清谣言，尤其是虚假或误导性报道，二是要靠更长时间的实践来进一步确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专家观点：　　徐立凡：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应慎重　　日前，在有300多名转基因铁杆支持者参加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曾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院士们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 　　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已非一日，而迄今难有定论。原因在于，一方面，转基因食品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完整评估，不同的转基因品种的作用不同，进一步增加了定性难度。另一方面，转基因商品的推广，具有显然易见的商业目的，不少人担心，转基因产品在各个层面的扩张已然与不当寻租捆绑到了一起，以种业公司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是出于私利而非其声称的崇高名义为之摇旗呐喊。而国外转基因产品在进入中国时的一些不道德之举，也增加了外界对于转基因产品的负面印象。美国某研究机构在湖南小学选取72名健康儿童试尝黄金大米即是其中一例。　　转基因产品足以撬动农业产业格局的重新洗牌。这已经从进入中国的转基因大豆中充分体现出来。尽管洗牌呈现出来的未必全是负向效应，从中也可以发现其积极一面，但从保护公众健康、保证农业原有生态、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出发，对于转基因产品持慎重态度是应有之义。实际上这也基本上成为国际通行立场。从这个角度说，尽管院士们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的建议，或许有普通公众无从了解的专业知识水平的支持，但是，这些专业知识是否足以覆盖转基因水稻的长期和短期的利弊，是否充分考量到了与国家经济安全等大局的融合，尚是疑问。　　特别是，迟缓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就是误国，对科研影响非常大的断语，在逻辑上也难说自洽:一方面，属于中国产权的杂交水稻是否就不能代替转基因水稻的"不误国"功效，没有论证;另一方面，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出发，产业化不是科研的前提，相反，应该是在充分的科研成果基础上，才能考虑产业化的可行性，二者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　　民以食为天。现在，从政策面到公众层面，对于食品安全都高度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在转基因产品的各方面都没有定论的今天，对包括转基因水稻在内的转基因产品，应该采取激进立场还是慎重立场，不言而喻。　　慎重对待转基因产品，意味着三个应对之道:其一，是科研可以适度放开，以追踪其利弊和对经济安全、产区农业的影响;其二，对其产业化之闸从紧掌控;其三，对已进入市场的转基因产品明确标注，让市场决定其份额和去留。　　公众利益优先而非商品利益优先，这应是对待转基因产品的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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