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体失语戒网瘾新日

南宁一15岁少年“戒网瘾”致死后，一系列关于网瘾治疗、戒除网瘾训练营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戒“网瘾”这一话题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1997年葛尔·柏格明确提出“网瘾”概念，没人能想到12年后，在中国民间会涌现出数量如此众多的“戒网瘾专家”。棍棒、鞭打、电击这样简单而粗暴的方式，会培育出一个年产值数十亿元的“产业”。

其实这只不过是互联网蛋糕在中国的一种“副产品”而已。隐藏在“网瘾”背后的，还有十余家市值数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对比起时下饱受舆论非议的“戒网瘾中心”，这些“成功者们”都选择了沉默。可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和“戒网瘾机构”都依赖着一片共同的生存空间。

企业对防“网瘾”止步于“提示”

“这个事情，不要提我们吧？”在记者表明来意之后，包括三大门户网站、九大网游运营商在内的国内一线互联网公司相关负责人不约而同做出这样的表态，“这个和我们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吧？”

在记者追问后，某知名游戏运营商高层称，其实从“防沉迷系统”开始，国内网游运营商都开始被要求在游戏里做出“适度健康游戏，沉迷游戏伤身”之类的提示。从三年前开始，网络游戏用户注册时就必须提供身份证明，如果无法通过身份认证或被认证为“未成年人”，则用户持续游戏三小时后收益会减半，五小时后会被要求下线。

但所有和“上瘾”产生关联的一切，都在简单的“提示”之后戛然而止。

和保持沉默的心态一样，如此举措明显符合企业“效益最大化”的经营原则。因为无论是按照在线时长收费还是按照虚拟道具收费的网络游戏，如何让用户尽量长时间地停留在虚拟世界当中，往往是收入和利润的关键指标。在互联网领域里，这种被称之为“用户粘性”的衡量指标往往是某一款产品是否成功、是否能得到公司运营资源支持的重中之重。

据知情人士介绍，几乎在每个网络公司里，都会有专门的团队研究用户行为，并据此调整产品，目的简单而明确，就是“如何延长用户的停留时间”。

“我们也没什么办法。”上海某知名网络游戏公司高层对记者说，“不是说企业不愿意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但问题是怎么承担，承担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承担，这些都不是企业可以决定的事情。现在一切都还很模糊，就算我们想出力，都不知道怎么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站出来做表态，或者说做什么动作，很难控制后果。”

按照上述高层的说法，在中国互联网产业里“混口饭吃”的企业们，对于国家出台的任何政策一贯都“非常支持”。哪怕是取缔“网游涉赌”，有可能直接伤害到企业经济利益的政策，所有人也都会“绝对支持”。但在政策正式出台之前，大家都会有意无意地去规避一些“灰色地带”。虚假广告充斥搜索引擎时如此，“戒网瘾”的时代照样如此。

“主管部门要求卷烟厂在包装盒上印出‘吸烟有害健康’之前，也没有哪个卷烟厂主动去印。”该高层说，“道理是一样的。”

“网瘾”界定标准引发热议

2009年初，卫生部委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和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负责网瘾、酒瘾的界定标准和治疗规范。最新的消息称，“网瘾”界定的国家标准今年内将正式出台。而判断的重要标准之一，初步认为是“每周上网超过40小时”。

这个初步认定引发了网民的争论。有网民称，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判断，中国互联网产业数十万从业者，信息化办公进程下数亿计的上班族，恐怕都很难逃脱“网瘾”。

不过，8月22日，5名湖南专家组成员之一高雪屏博士透露，在“网瘾”界定上，一些标准的界定还要进行精细的调查分析。

据广西当地媒体报道，此前因将儿子送进参加“戒网瘾夏令营”而痛失爱子的邓某，一直到现在都没弄明白到底“网瘾”是什么。在接受采访时这位伤痛的父亲回忆说，儿子生前很叛逆，喜欢上网，他自然而然就认为儿子患上了“网瘾”，是一种病。可一直到现在，就算在儿子的死亡报告上，他也没找到任何与“网瘾”有关的权威界定。

另据《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之前在号称“戒除网瘾第一人”的杨永信所开设的“戒网瘾中心”里，“患者”先后都承认自己“有网瘾”。如果不承认，那就送上电击床“过电”，一直到承认为止。

在“过电”被山东省卫生厅取缔之后，让“患者”承认换成了“脉冲”。两种方式特点都是“生不如死”，而结果则是“不承认就继续”。据杨永信的说法，接受过“电击治疗”的“网瘾患者”超过3000人。在杨永信的中心里，被认为需要接受此种“治疗方式”的原因，仅明文规定的就多达86条，其中包括“对杨叔不尊敬”、“挑战杨叔模式”等等。而每次“过电”，都需要“点现钱”。

“屈打成招肯定是不对的，但网瘾也肯定是存在的。”某门户网站高层周一说，“制定标准不能想当然，作为企业，我们其实比任何人都希望有真正了解这个行业特点的专家参与其中，尽快给出一套科学的标准。”

但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消息显示有来自知名互联网企业的相关人士参与到“网瘾”标准的制定讨论当中。而来自国内互联网上市公司公关部的回应则是，至今没有收到来自任何国家部委，与“网瘾”标准有关的通知，“没有任何人因此要求我们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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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网瘾机构”首选网络推广

通过百度检索“网瘾”、“戒网瘾”等关键词，搜索结果页面的第一屏里出现10家“戒网瘾机构”的竞价排名广告（标注为推广），此外在右侧的广告位里出现8条广告链接；通过谷歌检索同样的关键字，首页出现11家“赞助商链接”。而在北京所有的电视媒体、平面媒体上，还从未见到如此大规模的广告推广。

记者周一曾致电上述两家公司，咨询有关“网瘾”等关键词的价格，但百度和谷歌都拒绝透露。有网友称，到处打出“戒网瘾”招牌的机构事实上也算是“网络营销”的高手。

国内首家爆出“戒网瘾致死”的南宁起航训练营收费为每人5000元，每8个学员配1个教官，每个学员两套价值30元的迷彩服，学员生活费成本为每人每月500元，教官工资为每人每月2000元，扣除每月2万元的场租、广告费、杂项开支，起航的利润率高达70%。在拥有600多名学员的高峰期，训练营的始作俑者文伟军三个月内入账超过600万。

而据央视报道，杨永信的“戒网瘾中心”收入更是高达8100万元。

■ 一针见血

谁获利，谁埋单

周一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杨永信的“电疗中心”每年收入高达8100万之后，就连戒网瘾专家陶宏开都开始在博客上用“悲剧”来形容和声讨各式各样的“戒网瘾机构”了。陶教授说，几年来“有关部门”非但不积极作为，有的甚至“一切向钱看”与“戒网瘾机构”沆瀣一气，昧着良心分赃。

随后照例是各式各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口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随着互联网的日渐普及，“网瘾”已经从个案演变成为一种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时下社会各界对其的关注程度。只不过由于素质等方面的不同，各方的观点往往出现分歧。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点是，整个中国互联网业界，对“网瘾”的问题，选择了集体沉默。同时也没有人认为，他们多少应该为此承担些什么责任。这让人有点难以理解。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坐拥全中国3.36亿网民，每年所创造出近千亿产值时，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让他们对“网瘾”这样的副产品无动于衷。

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都有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在传统行业里，企业会被认为“有义务”去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埋单。这就像是卷烟厂必须在产品外包装的醒目位置注明“吸烟有害健康”，重污染的造纸厂必须为当地的水资源净化负担责任一样。这就叫做“谁获利，谁埋单”。

简单的逻辑需要复杂的法律法规体系去保障执行。而如今最缺少的也就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这于是为品类繁多的“戒网瘾机构”大行其道提供了土壤。不久之前，杨永信的“电击治疗”被山东省卫生厅取缔，但当“电击”被换成对人体可能产生很大危害“脉冲”之后，“戒网瘾中心”再次粉墨登场。一幅“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的漫画随之跃然纸上。

■ 释义

“网瘾”是什么

“网瘾”也称网络成瘾症（IAD）。我们一般叫做“网络成瘾综合征”，目前已经把它作为一种正式界定的疾病纳入到诊断体系当中去。最早是由葛尔·柏格在1997年所订立的理论化病态并且正式承认其研究价值。

可以说，它是对网络的一种过度依赖，表现为对现实生活失去兴趣；网上操作时间超过一般的限度。当网络依恋失控，对人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心理上的一种障碍来看待。

网瘾也像毒瘾。人体内有一个“奖励系统”，这个系统的物质基础叫“脑啡肽”，又被称为“脑内吗啡”，是一种神经递质，在短时间内令人高度兴奋。毒品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提高人体“脑啡肽”的分泌，破坏人体平衡系统。

“网瘾”也是通过消耗“脑啡肽”，扰乱平衡系统，造成网迷不断寻找提高体内“脑啡肽”的成分，以致成瘾，形成迷恋网络的现象。网络成瘾属于一种精神障碍疾病。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彭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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